紫砂古盆——文人雅士与达官贵人的奢侈之品

中国紫砂艺术源远流长，自明朝开始便有了极具工艺性与艺术价值的紫砂制器。以紫砂为原料制成的紫砂茗壶与紫砂盆几乎在同一个时代产生。他们构成了紫砂艺术的不同门类。紫砂茶壶以其容易发挥茶性、方便使用，备受茶人之喜爱。而紫砂盆则自诞生开始便是文人雅士和达官贵人的赏玩之品。清朝皇宫贵族与上层文人对于好的紫砂花盆更是有一种近乎狂热的追求。

清晚期大臣李鸿章极爱紫砂盆器，据传朝廷有时对其的赏赐也是紫砂盆。肃亲王曾将一只自藏的乌泥敞口正方盆赏赐给李鸿章，李鸿章对其宝爱有加，甚至将其作为了国礼，赠送给了时任日本总理大臣的大隈重信。1895年，李鸿章在访问下关时也曾将栽有兰花的一对朱泥宝结纹六角形花盆带至日本，访日期间放置座位右侧。在那个备受屈辱的年代，“竭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成了自上而下的主基调，紫砂盆在这种特别的时候担当国礼的角色可见权贵阶层对于其重视程度之一斑。

清朝玉成窑则是文人与紫砂盆相结合的一个典型例子。清同治年间，书法家梅调鼎（1839-1906）在宁波慈城创办了玉成窑，参与者包括了任伯年、虚谷、胡公寿、徐三庚等金石、书画家、文化名人。该窑所做之盆器，底足制作、开孔方式、口沿修整均别出心裁，具有浓厚的文人意味。而任伯年等人的书画刻绘更是为盆器增添了无限的把玩趣味与内在价值。

因此，有人说，好的紫砂古盆是文人雅士与达官贵人的奢侈之品。因为文人对于风雅的要求往往是苛刻的，而达官贵人也将其作为身份的体现，自是不惜工本力求精品。

紫砂古盆——一个时代紫砂工艺的最高体现

自明代供春始，中国的紫砂工艺就在不断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无数大师名匠。而但凡能成大师者，都必须要会做盆，且所做盆器多为其技艺之最高表现。通过传器可见，凡用以制作紫砂茶壶的工艺都被用在了紫砂盆的制作上。由于紫砂盆往往体积较大因此这些技艺往往被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以泥绘为例，通转泥绘在紫砂盆上的表现可谓动人心魄。以紫砂的自然发色为底，加之黑泥、黄泥、白泥等诸类泥料绘饰，盆身顿时变成一幅立体的画卷，山水亭台、花香鸟语可谓面面精彩，雅趣盎然。而这些在紫砂壶上便不可能表现。

紫砂施釉制成不易，而在体积较大的紫砂盆上施釉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不仅仅要考虑到釉面的收缩更要考虑紫砂胎体本身的收缩。稍一不慎便会前功尽弃。因此如葛明祥、葛沐春等上釉紫砂盆器便一直被视为紫砂盆中的佳品。而施以炉均釉的紫砂盆更是可遇而不可求。

紫砂古盆——稀缺性与珍贵性并存

紫砂古器本就不多，好的紫砂老壶能被保留下来的已经凤毛麟角，而品相完好的紫砂古盆则几乎可以用寥若星辰来形容。其原因是主要有二：其一，紫砂花盆体积较大，保存难度远远高于紫砂壶。其二，有相当数量的古盆精品已被日本、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公立或私立博物馆收入，不再释出。因此，在市面上流通的紫砂古盆也显得异常珍贵。

除此之外，紫砂古盆所用之泥料，很多都已消失，如被日本人称为古渡乌泥的泥料，在清朝中期之后就已绝迹。因此，可以说一些紫砂盆的用料制作本身就十分珍贵。

随着紫砂古壶的价值不断地被挖掘，相信，更加稀缺与珍贵的紫砂古盆定会展现出其应有的光彩。



清早期·荆溪川石山人款梨皮红泥蒲包口长方盆
著录：
1.《钵·水盘·卓》P63，日本盆栽协会，昭和五十年（1975年）。
2.《乡男爵家所藏盆栽展观图录》一四一，昭和十年（1935年）。
3.《盆栽芸术（地）——小林国雄の世界》P38，美术年鉴社，2010年。
35×25.5×14cm



清乾隆·炉均釉长方盆
著录：
1.《盆栽目录》五，东京美术俱乐部，昭和十五年（1940年）。
2.《盆栽钵ガイドブック》P34，树石社，昭和五十二年（1977年）。
3.《美术盆器名品大成》P156，近代出版社，平成二年（1990年）。
32.5×21.5×12cm



清乾隆·炉均釉海棠形盆
著录：
1.《盆栽水石の钵·水盘·卓》P34，日本盆栽协会，昭和四十九年（1974年）。
2.《美术盆器名品大成》P159，近代出版社，平成二年（1990年）。
17.5×14×4cm



清早期·乌泥墨彩正方盆
18.5×18.5×26cm



清早期·乌泥倭角长方盆
17.5×11.5×5.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