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出《尚书·商书·伊训》，言圣人之谋议言语甚明可法，也正是项圣谟名字来源。 

项圣谟少时志在，无意仕途，后半生遭逢国变，沦为“在野臣”，无法成为家人期许中的“济世圣人”，但他寄情笔墨，终成董其昌、王时敏“劲敌”。

谈及明清书画史，嘉兴项氏是绕不开的一座丰碑。作为中国书画史上最大的私人鉴藏家和明末嘉兴书画世界的核心人物，项元汴之收藏上承吴门、下开华亭，甚至规范了清代内府《石渠宝笈》对历代名作的收藏品位。而元汴子孙中工书善画者，则以项圣谟为最杰出。其自幼饱览家藏名迹，临写揣摩，浸染日深，遂与宋元血战。其作品兼工带写，画风秀雅而格调高逸，可谓“士气作家俱备”，在明末画坛独树一帜，引领作为吴门余脉的嘉兴画派之发轫。

项圣谟自少好归隐，早年得益于优渥家境，常游山玩水并以诗画寄情。顺治二年（1645），嘉兴沦陷，年将五十的项圣谟散尽家财，孑身负母并妻子远窜，时鬻画以自给。亡国后，自谓“江南在野臣”的项圣谟从不在自己的画作上署朝代纪年，而仅署干支，以示对旧朝的忠贞。

2019西泠秋拍 项元汴行书 致范大澈信札 

成交价201.25万元

项圣谟（1597～1658）

初字逸，后字孔彰，号易庵、胥山樵、古胥山樵、大酉山人、兔乌叟、烟波钓徒等，浙江嘉兴人。

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之孙。幼承家学，擅画山水，风格隽永。

兼工花木、竹石、人物，功力颇深，尤善画松，有“项松”之誉，名满东南。

家贫志洁，不附权势，以卖画自给。工诗文，著有《朗云堂集》。

2022西泠秋拍

项圣谟（1597～1658）  夕山秋照图 

水墨纸本  镜片

63.5×27cm

说明：秦通理旧藏，吴湖帆鉴藏并题跋。

谈及明清书画史，嘉兴项氏是绕不开的一座丰碑。作为中国书画史上最大的私人鉴藏家和明末嘉兴书画世界的核心人物，项元汴之收藏上承吴门、下开华亭，甚至规范了清代内府《石渠宝笈》对历代名作的收藏品位。

元汴子孙中工书善画者，则以项圣谟为最杰出，其自幼饱览家藏名迹，临写揣摩，浸染日深，遂与宋元血战。其作品兼工带写，画风秀雅而格调高逸，可谓“士气作家俱备”，在明末画坛独树一帜，引领作为吴门余脉的嘉兴画派之发轫。

张庚《国朝画征录》记载项圣谟“善画，初学文衡山，后扩于宋而取韵于元”，细观本幅，画家以清劲细腻的笔法勾画近景的乔木飞鸿，可谓取法宋人的造型准确、用笔周密，而以极富文人趣味的线条和清润笔墨皴写中远景的林亭坡石和溪山云雾，可谓取法元画的文人气息和隐逸趣味。徜徉画中，顿觉一股灵秀之气扑面而来，如临陶渊明“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清新诗境。

项圣谟深厚的绘画功力和高逸画格得到了同时代及后世的广泛称颂。董其昌在跋项圣谟山水册时，给予这位晚生后学以“天韵自合”、“功力深至”的高度评价。而项氏之后继起的嘉兴籍鉴藏家李日华更将项圣谟推崇为“绘林正脉”，认为其“英思神悟， 超然独得”，在“画道凋落”的明末画坛无疑是“崛起之豪”。

此画传至民国，曾为海上具眼吴湖帆珍藏。作为其隔代知音的吴氏曾收藏多幅项圣谟的绘画精品，在本幅边跋中，他称“（项）易庵家藏本丰，天资更超，工力尤深，三者俱备，故成香光西庐劲敌，非偶然也。”香光居士董其昌是松江画派的创始人物，其“南北宗论”对明清画坛影响甚巨，而西庐老人王时敏则为“四王”之首，开创娄东画派，执清代画坛南宗之牛耳，二者皆为开宗立派的画坛巨擘，融汇自然山水与宋元诸家笔墨而自成面目，而吴湖帆认为项圣谟足与二者相抗衡，可见其绘画造诣之深湛。

鉴藏者简介：

1.吴湖帆（1894～1968），名万、倩，字东庄，号倩庵、丑簃，江苏苏州人。为西泠印社社员，其梅景书屋培养了王季迁、陆抑非、徐邦达等书画名人。收藏甚丰，精鉴别、填词。山水宗“四王”、董其昌，上溯宋元各家，以雅腴灵秀享誉画坛，为海上重要名家，亦为海上“三吴一冯”之一。

2.秦通理（1888～？），秦敦世次子，名中行，字通理，以字行。江苏无锡人，寓上海，室名颐櫄庐。京师译学馆（北京大学前身）毕业，奏奖举人，官至松江盐运副使。民国知名收藏家。

本幅夕山秋照图绘题材、画风及款识书风皆与北京故宫所藏项圣谟为晚年挚友墨樵所作的一幅山水轴较为近似，宽度相同。

上：2022西泠秋拍 夕山秋照图

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为墨樵作山水轴

二图宽度皆为27cm

左：2022西泠秋拍 夕山秋照图款识

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为墨樵作山水轴款识

二图款识书风极为相似

 右：项圣谟 夕山秋照图 “易庵”、“字孔彰” 
49.“易庵”项圣谟 秋山萧寺图轴（1646年）

55.“字孔彰”项圣谟 山水册（1648年）

见于项圣谟其他作品的相同钤印

本幅未署年款，款识处所钤“易庵”白文印及“字孔彰”朱白印并见钤印于上博藏顺治戊子年（1648）至己丑年（1649）所作的十二开山水册页中。故推测本幅的创作时间应在1649年以后。

上海博物馆藏 项圣谟 山水十二开

 左：2022西泠秋拍 夕山秋照图 （局部）

右：上海博物馆藏项圣谟山水十二开之一（局部）

树石对比

项圣谟 夕山秋照图 题画诗 

夕阳分得树梢红，翻下波来一两鸿。

刚遇我闲时领略，记题佳句水山中。

项圣谟笔。

由题画诗可知，本幅创作的契机缘于一个夕阳西下的闲适傍晚，画家为薄暮时分的山光水色深深触动，遂而挥毫成就此图：近景溪岸边，几株姿态各异的乔木缤纷交错，迎着山涧晚风摇曳生姿，倏而一对飞鸿掠过林间树梢，颉颃隐入倒映着夕阳余辉的粼粼水波之中。

中景处，湍急的溪流淌过石瀬险滩，晕开层波迭浪，临水坡岸草木葱茏，一孤亭枕溪伫立，遥望着远山飞瀑激起的迷蒙水气和绾绕山腰的变幻烟云。

张庚《国朝画征录》记载项圣谟“善画，初学文衡山，后扩于宋而取韵于元”。细观本幅，画家以清劲细腻的笔法勾画近景的乔木飞鸿，可谓取法宋人的造型准确、用笔周密；而以极富文人趣味的线条和清润笔墨皴写中远景的林亭坡石和溪山云雾，可谓取法元画的文人气息和隐逸趣味。徜徉画中，顿觉一股灵秀之气扑面而来，如临陶渊明“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清新诗境。

 2022西泠秋拍 项圣谟 夕山秋照图 局部 

甲申国变（1644年）后，项圣谟曾创作了大量“隐喻山水”以建构自己的遗民身份，尤以是年所作的《朱色自画像》及顺治己丑年（1649）所作的《大树风号》图表露其遗民情绪和故国哀思最为强烈。亟至乱后返家，隐忍安居，此期所作山水多表现江南小景，惟画面更加简逸空旷。

左：项圣谟、张琦 1644年作 朱色山水小像图 

台湾石头书屋藏 

右： 项圣谟  1649年前后作 大树风号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创作本幅时，项圣谟已步入晚年光景，深知复明无望的他心绪已逐渐平淡释然，高隐之志与旷逸之思重又回归其绘画母题，而盘桓郁结的黍离之悲与离乱心绪，此刻也如画中飞鸿一般，逐渐溶解于清明的山光水色之中。

——董其昌评项圣谟画风

项圣谟深厚的绘画功力和高逸画格得到了同时代及后世的广泛称颂。董其昌在跋项圣谟山水册时，给予这位晚生后学以“天韵自合”、“功力深至”的高度评价。而项氏之后继起的嘉兴籍鉴藏家李日华更将项圣谟推崇为“绘林正脉”，认为其“英思神悟， 超然独得”，在“画道凋落”的明末画坛无疑是“崛起之豪”。

 项圣谟 夕山秋照图 吴湖帆 边跋 

“易庵家藏本丰，天资更超，工力尤深，

三者俱备，故成香光西庐劲敌，非偶然也。”

此画传至民国，曾为海上具眼吴湖帆珍藏。作为其隔代之音的吴氏曾收藏多幅项圣谟的绘画精品，在本幅边跋中，他称“（项）易庵家藏本丰，天资更超，工力尤深，三者俱备，故成香光西庐劲敌，非偶然也。”

香光居士董其昌是松江画派的创始人物，其“南北宗论”对明清画坛影响甚巨，而西庐老人王时敏则为“四王”之首，开创娄东画派，执清代画坛南宗之牛耳，二者皆为开宗立派的画坛巨擘，融汇自然山水与宋元诸家笔墨而自成面目，而吴湖帆认为项圣谟足与二者相抗衡，可见其绘画造诣之深湛。

吴湖帆 (1894～1968)

1935乙亥年正月，吴湖帆发表了《对现代中国画之感想》一文，这是湖叔已知发表最长篇的论文，谈及中国画的现状他不无担忧地说到：“研习固失所师承，鉴赏者亦茫无标准”、“流派孔多，艺术精神，早形涣散”。文中他主张中国画学，与文学“本互相表里者”，画学一道，“不宜多分派别，只求表现美德，即是艺术上绝好典型”。

这样说来，被李日华誉为“绘林正脉”的项圣谟“士气、作家俱备”，树石屋宇，花卉人物皆可与宋人血战，诗画兼善，无疑是吴湖帆心中“艺术上绝好典型”。

湖叔当年（梅景众弟子簇拥居中端坐者）

上世纪三十年代，吴湖帆为匡正传统文人绘画之精神，与张大千、冯超然等一众友人共同成立了正社书画会，其展览特刊即为《正论》，《对现代中国画之感想》便刊于其上。《对现代中国画之感想》发文于1935年，当年1月5日，应观众要求，正社在南京举办第二次展览会，引起社会巨大反响。《正论特刊》展览专号出版，作为给读者的新年礼物。

题项圣谟《夕山秋照图》乙亥同年（1935年）正月发刊的《正论》上，

吴湖帆以正社发起人身份发表一篇罕见的理论文章《对现代中国画之感想》，提出习画、鉴藏要找到标准。

同年，故宫藏品赴伦敦参加国际展览，在上海举行预展，吴湖帆任审查委员负责整理大量古画。也正是在1935年正月，湖叔于家藏项圣谟《夕山秋照图》题边跋,提出项圣谟得以成为“绘林正脉”的三要素：家藏、天资、工力。

家 藏

项圣谟，出生于嘉兴望族项氏家族。为中国书画史上最大的私人鉴藏家、明末嘉兴书画世界的核心人物——项元汴之孙，其家藏品评趣味甚至影响到了清代内府《石渠宝笈》对于历代名品的鉴赏，家藏丰且精。

天 资

项圣谟年三十所作《招隐图》便让董其昌、陈继儒、李日华等鉴藏大家叹服不已，董称其“乞灵右丞、出入荆关、规模董巨”，更是尚未完成便急急索观，可见项圣谟超绝的天资，年仅三十便已经融会各家笔墨，天资甚超。

工 力

项圣谟在崇祯二年完成的《松涛散仙图》自跋道：“余髫年便喜弄柔翰，先君子责以制举之业，日无暇刻，夜必篝灯，着意摹写。昆虫草木，翎毛花竹，无物不备，必至肖形乃止......迄今二十余年，孳孳笔墨，未尝离之。”可见其于绘事用功尤深。

吴湖帆所指“家藏”、“天资”、“工力”三要素，是为匡正国画之关键，也正是吴湖帆的自我鞭策的法门。

作为吴大澂子孙的吴湖帆家藏本就丰厚，但依旧不断收购，只为能时常观摩真品名迹，与古为徒。他临古不辍而又不泥于古，用功至深使自身天资得到充分发挥。

数年后，后生张穀年借吴湖帆所藏项圣谟《临宋元十二家画册》临摹，让冯超然指点，冯超然只说：“画可见人之秉性。”便让他直去请教“湖叔”。吴湖帆为张穀年跋：“易庵在明季诸家中，工力之深，非人可及，洵是玄宰、二王劲敌，当列之大家中无愧色也……”在大力推崇项圣谟的同时，也誉张穀年“三百年后易庵化身”。

为《夕山秋照》所作边跋在六年后回响，用以勉励后生晚辈精进，项圣谟也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吴湖帆在后生晚辈审美中树立的足以师范的“艺术上绝好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