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西泠春拍 傅山（1607 ～ 1684）小楷 金刚经册
纸本 册页（共五十六页）
1655年作 15×6.5cm×58
说明：清初曹鸣铎、渠铁衣旧藏。此为傅山顺治十二年（1655 年）在狱中手书金刚经，经后有长跋数开，提及在狱中磨难满满，借抄经而入佛域，以为消脱，从此坚定念佛，可谓意义非凡。原作存有清初原装裱及黄绫函套，且为巾箱本，古雅可爱。
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书法家傅山（1607 － 1684）是山西太原人。在明为诸生，明亡为道士。康熙中举鸿博，屡辞不得免，至北京以称老病不试而得归，顾炎武极其佩服其志节。傅山于学无所不通，经史之外，兼通先秦诸子，又长于书画医学，尤其精于妇科。明亡后，行医与书画成为傅山的主要收入来源。其生平所著有《霜红龛集》等。
傅山初名鼎臣，字青竹，改字青主，别号极多，如真山、公他、侨黄、浊翁、石头，等等。然而诸号之中有一“朱衣道人”曾经给他带来极大麻烦，甚至险招杀头之祸。事情的起因是湖广黄州府蕲州生员宋谦（在山西化名李谦，在陕西化名李秋霜）于顺治十年（1653）癸巳，在山西、河南一带策划反清复明的活动，计划于顺治十一年（1654）甲午三月十五在河南涉县起义。结果于起义前的三月十三日宋谦被捕，并在审讯中供曰：“傅青主，太原人，生员，今已出家作道人，身穿红衣，号为朱衣道人，在汾州一带游食访人，系知情。”傅山因此于同年六月被捕，下太原府狱受到刑讯。与其先后被捕的还有忻州张天斗、太原朱振宇、张锜、肖善友，以及傅山的儿子傅眉等人。
有关“朱衣道人”的号，本是傅山在明亡后加入道教，师从还阳子郭静中，依据道藏《黄庭经》“黄庭中人衣朱衣”之句而来的。他还另有号曰“丹崖道人”，对“朱”、“丹”的喜爱，既与道教有关，也有可能包含他对朱明王朝的留恋。但“朱衣道人”的号却被宋谦利用来指证傅山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的依据。肖善友在供词中提到李秋霜，说“红花开败黑花生，黑花单等白花青”，“他清朝戴的是红帽，我们戴的是白帽，就像秋霜一般，专打红花”。凑巧的是，傅山的斋号名为“霜红龛”，诗中亦有“傅山彻夜醉霜红”之句。有的学者认为，“霜红龛”之号，也反映了傅山的反清心理。
但毫无疑问，傅山在狱中应当是受到了严刑逼讯，其友人交城郭鋐在《征君傅先生传》中说“或劾其与南朝明赧帝通，下狱严讯，青主受刑不少屈”。蔡璜《傅青主先生传》也说他“缘叛案罗织，备极考掠，不屈”。证之傅山自己作诗“甲午朱衣系，自分处士（歹立）。死之有遗恨，不死亦羞涩”，可知其时情形的危急险恶。审讯期间，傅山绝口否认与宋谦有任何关系，并将布政司经历魏一鳌抬出来作证。正在平定州为父守丧的魏一鳌被传讯至太原，证实了傅山的供词，成为此案的转折的关键。后来在孙茂兰、孙川父子，还有龚鼎孳、曹溶等人的鼎力救助下，终因证据不足，傅山得以释放。傅山出狱后作诗云：“病还山寺可，生出狱门差。有头朝老母，无颜对神州。”可见这次的牢狱之灾对其打击之大，心境可谓悲凉至极。
傅山出狱的时间在顺治十二年（1655）乙未七月。此本《金刚经》书款在“乙未二月”，因此正是傅山身陷囹圄之时。看来傅山在狱中，并不是如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完全没有自由，他或许因为朋友的通融照顾，或是监狱需要他书写供词，仍然保有书法的权利。
傅山以端正小楷工书此《金刚经》，经前有“金刚经启请”、“净口业真言”、“安土地真言”、“普供养真言”、“发愿文”、“云何梵”、“开经偈”；经后书“般若无尽藏真言”、“金刚心真言”、“补阙真言”、“普回向真言”、“秽迹金刚神咒”。款云：“乙未二月书与慈明居士，不夜山。”钤“傅山印”（白文方印）。其后又有大段跋曰：
慈明罹难，发心持诵金刚般若，日凡五遍。山为写之，愿借佛力开我愚昧，少分慧光。山窃自知三业实深，自已瞎眼，不敢妒人霍目朗朗、四通八达。但愿明人作我导师，不至终瞎，堕落坑堑。慈明慈明，狱中诵经，本为怖死，而求佛庇。即使今日，佛救不死，六七十岁，以至百岁，终有死日。佛不救者，从今坚固，心莫退转，时时刻刻，如命终时，金刚摄受，直入佛域，一切狱中无妄众生，统仗持诵而为消脱。写经之人，静听佛恩。山记。
由于傅山在狱中的材料很少，这段跋语非常值得玩味，可以探知傅山当时的想法和心境。慈明居士是和傅山同时罹难牢狱的朋友，他在狱中持诵《金刚经》，每日五遍，祈求佛的庇佑以脱离苦海。傅山分析说有两种结果，其一是“佛救不死”，但是出狱后即使活到六七十岁甚至百岁，仍然难逃命终一死；另一种结果是“佛不救者”，则要时时刻刻如命终时，通过持诵佛经而消脱一切罪业。从傅山的言辞来分析其心理活动，他是因为慈明居士念佛而写《金刚经》，但他本人自称愚昧，如同瞎眼人，而慈明则是眼明人。所以，傅山此时的心境的非常消极的，已经不抱活着出狱的希望，然而他也希望自己“不至终瞎堕落坑堑慈明”，即不愿连累友人。因此傅山写经的目的主要是为朋友祈福，希望因受自己牵连下狱的慈明能够平安出狱。即使大家不能出狱，也要金刚摄受，最后能够往生美好的佛国。
虽然傅山后来出家为道士，但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免去满清入关后剃去头发。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对佛典非常感兴趣。其《霜红龛集》中，几乎每卷都有涉及佛教的文字，曾作过《金刚经批注》、《楞严经批注》、《五灯会元批注》等著作。傅山对《金刚经》有着深刻的参悟，特别是《金刚经》中所说“实相者则是非相”的“空”。对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傅山批注云：
以真实之理观如来，乃真实见解，此直指无相妙行也。如来说法现此身相，原是幻形，非真实相。岂得以此见如来，须菩提亦谓如来即在吾心，离心别无如来。佛又言不特如来无身相可得，凡一相涉于相者，皆是虚妄而不真实，人能识破此相非真实相，是能具知慧性，即见如来矣。
从这段文字来看，傅山对“不真”即“空”，早就有所觉悟了，而如来就是心，也即佛。他的另一条批注说：“奥妙之行，无所住着，此破着相之疑也。”因为住于各种相，便不能出世，不能成佛。所谓“妙行无住”，就是住于尘世又出于尘世。这种住与不住、空与不空，实际上就是“实相则非相”的“真如”境界。
对“有”和“无”有着非常深刻理解的傅山，在书法上亦是如此。他反对“奴气”，讲求“真率”，提出“非法、非非法”。他论书法力主“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直率勿安排”，以及作诗也要“宁隘宁涩，毋甘毋滑”。他将赵孟俯之类的圆转流丽的风格斥为“奴书”代表，那种圆润、柔滑、浮靡的甜俗媚态是他所痛恨的。而他的“丑、拙”主张，包含了用笔的遒劲、迟涩、厚重，给人以古朴、凝练、浑厚的韵味感受。正是“无”纤巧柔媚的职业行气，才会“有”真率宏大的真如境界。
傅山曾经写过一首五言古诗《作字示儿孙》：“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永真遡羲文，不易柳公语。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他认为赵孟虽然专心学习王羲之，但是学问不正，因而陷入软俗巧媚的泥淖。而赵氏的仕元行为更是令人不齿的，既然“字如其人”，他的书法也不为傅山所喜。相反，颜真卿、柳公权都是刚正不阿的性格，所以落笔有力、结构不苟，完全没有媚骨俗态，因此值得学习。他在《病极待死》诗中说的“生既须笃挚，死亦要精神”，即是这种“真如”艺术精神的写照。
同样，傅山在书写此本《金刚经》时，处于生死危难关头，犹然能够平淡泰然处之。这与他深厚的学养密不可分，尤其是在书写佛经时，所激发出来的对大乘佛教教义的领悟，更是最终挽救了他的生命和心灵。这本《金刚经》无疑也表现出波澜不惊的沉厚稳定之感，主要的书法用笔与间架结构来自于傅山崇拜的颜真卿书法风格。故用笔沉厚有力，间架宽博宏伟，通篇气息古拙沉静而有丰富变化。或许正是在此时此境，傅山得到进一步的领悟，他更加坚信了自己对人生和艺术方向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