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统一战线重要文物 胡鄂公上款名人书札专场
预展：7月1日至3日
浙江世界贸易中心展览厅（杭州市曙光路122号）
拍卖：7月5日9:30 A厅
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三楼世贸厅（杭州市曙光路122号）
此批均参加“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 年。
胡鄂公（1884 - 1951）
原名荣铭，字新三，号南湖，湖北江陵（现公安县）人，革命家、政治家。1908 年赴北京，入江汉学堂。1910年组建共和会，任干事长。1912年加入共和党，在天津创办《大中华日报》，反对袁世凯。孙中山曾派廖仲恺等邀请入党，许以中央委员之职，为其婉拒。
1921年，回湖北任政务厅长，旋赴北京，与熊德山等联络湖北青年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行《今日》杂志，后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曾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1924 年创刊《凡帝国主义运动》旬刊，进行反帝及废约运动。
1927年，任中共北京临时市委宣传部长，张作霖搜捕共产党人时，将李大钊送到苏联使馆避难，且在李大钊被捕后设计劫狱，因李大钊不同意而未果。1930年，毛泽东从中央苏区秘密转移到上海治疗，由胡负责安排住院和照料生活。
1932年任中共情报部长，次年因联络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被捕。1934年在张群等人帮助下出狱。
后奉命往香港、西南进行统战工作。“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中有重要表现，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贡献力量。
抗战期间，任孔祥熙私人经济顾问，曾在国民党与日本人之间作大量情报工作。
抗日战争后，在上海任《时事新报》发行人兼总经理。解放后去台湾。著有《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胡鄂公节略》、《武昌首义三十三日记》等。
本场呈现此批文献，分为“中共民主人士、民国政要、艺文交游、家书日记”四大版块，让我们对胡鄂公在辛亥革命后、“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和抗战时期的活动，以及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有了更多了解。同时，亦能了解胡鄂公作为革命志士之外，也活跃于文化、艺术界中，本人兼具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西方哲学知识。
Lot 1940 周恩来（1898 ～ 1976） 有关指示胡鄂公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通信
估价(RMB)： 800,000-1,500,000
信笺 一通一页
1936年9月23日作
19.5×13.5cm
识文： 南湖兄左右：不晤数载，甚以为念。现尊友寿康兄来，得悉近状，并审前年遭人陷构，幸应付得法，始脱于难，远道闻之，尤为欣慰。目前我国所遭际之大难，非集中全国力量，不足以谋挽救。年前弟等已发宣言，吁求全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响应者已渐蔚成国论。现更发布致国民党公函，附陈审阅。兄为政界前辈，年来奔走，已着显效，尚望底此交游，力说各方当道，赞助弟等主张，迅停内战，早成合作，以共赴国难。他日抗战胜利，民族解放，我兄推挽之功，将不朽矣。专此，敬颂时祉不一。弟周恩来。九月廿三日，陕北。
部分刊载：
1.《东方早报》，2015年4月16日。
2.《新民晚报》，2015年4月16日。
3.《人民网》上海频道，2015年4月20日。
4.《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4月16日。
展览：“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封面及第8至9页）
说明： 此为1936年9月23日周恩来写给胡鄂公的长信，时在“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之间，可视为中共领导人通过地下党及民主人士，促成全国各界力量联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指示，且从未发表，是私人手中已知最重要的周恩来手稿。
信件开篇，周恩来提及钱寿康，即钱纳水。钱纳水为胡鄂公亲密战友，辛亥革命时期曾任北方革命军北京总司令，亦是“政界前辈”，此前在“两广事变”时曾受李宗仁、李济深委托，前往延安拜访毛泽东、周恩来等。
下一句为对胡鄂公之前情报工作的慰问。胡鄂公曾帮助陈赓组建北京特科，1932年出任中共情报部长，1933年因联络“福建事变”被捕，是“前年遭人陷构”，后被国名党高官张羣救出，是“幸应付得法，始脱于难”。
中段为周恩来对当时形式的总结，也可看作是对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诠释。“目前我国所遭际之大难”指“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步步进逼的侵华活动。面对日本的优势武力，国内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单独战胜日本，是“非集中全国力量，不足以谋挽救”。
于是，周恩来写到中共发表的两个重要宣言，二者皆是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行为。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全称《为抗战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年前弟等已发宣言”，明确提出信中所写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吁求全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在次年即书信同时，又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愿意联合蒋介石政权共同抗日，即“现更发布致国民党公函”，周恩来还随信附上此函，请胡鄂公“审阅”。
这些举动意味着中共将蒋介石政权纳入到抗战合作对象之列，由之前的“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是中共的一次重大决策转变。
“兄为政界前辈，年来奔走，已着显效”，指的是胡鄂公在“两广事变”中的突出表现，而“两广事变”在本质上是“反蒋抗日”的。为了达到全民族共同抗日的愿望，周恩来希望胡鄂公能够再接再励，“力说各方当道，赞助弟等主张，迅停内战，早成合作，以共赴国难”。并称胡的工作可谓“推挽之功，将不朽矣”。
此通信札又与本专场一系列李济深信札有着直接的联系：致胡鄂公的一批为“两广事变”中“反蒋抗日”的成果（第1921号至1930号拍品），致全国各势力的一批则为“联蒋抗日”的开端（第1931号至1938号拍品）。
早在写作此信前一年，中共曾指示潘汉年、胡鄂公、胡兰畦、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南下，首先联络“人民政府派”（李济深和十九路军的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协助李济深等创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胡鄂公任该同盟秘书长（创立文件见第1952号拍品）。继而通过李济深，联络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推动了“两广事变”的发展。军事斗争上虽然失利了，但也迫使蒋介石公开表明了抗战态度。
写此信后的三个月，“西安事变”发生，在中共的推动下事变和平解决，使得距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又近了一步。因此，理解此通信札，正是理解“西安事变”、理解之后中共抗日活动的关键点。
其中第1921号至第1930号拍品为西安事变前后李济深致全国各势力呼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重要信札。↓↓↓
李济深（1885 - 1959）
字任潮，广西苍梧人，原籍江苏。1925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长、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北伐期间协助蒋介石在广东清党，之后又多次反蒋，曾于福建事变时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政府主席。1948年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Lot1921 李济深（1885 - 1959） 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重要信札
估价(RMB)： 80,000-120,000
信笺 一通一页
1936年12月30日作
25.5×16.5cm
展览：“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0页）
说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上款。
此信写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仅四日，是西安事变时期，李济深与中共合作的重要文献证明。
在信中，李济深首先提到“钱先生南返”。这里的“钱先生”为钱纳水，辛亥革命时期曾任北京革命军总司令，20世纪30年代加入共产党，是胡鄂公的旧识和战友，为胡氏日记中出现最频繁的人物之一。从信中可知，早在“西安事变”之前，钱纳水就作为李济深等人的信使，前往延安拜访毛泽东等人。此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李济深人又托胡鄂公“将西南情形转达”，请教“如何使达到联合全国整个力量一致对外”。
自1933年“福建事变”以来，李济深就与中共有了密切往来。1935年，中共派胡鄂公、宣侠父、胡兰畦等人协助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在1936年发生的“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中，李济深与中共又有多次合作。抗战胜利后，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号召国民党内人员改正党内反对派的错误政策，矛头直指蒋介石。嗣后，李氏更与宋庆龄、何香凝、蔡廷锴等人组织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于1948年通电拥护中共提出的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在年底北上解放区，建国后成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Lot 1922 李济深（1885 - 1959） 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致蒋介石的重要信札
估价(RMB)： 80,000-120,000
信笺 一通二页（带信封一枚）
1936年12月30日作
25.5×16.5cm×2
展览：“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1页）
说明： 蒋介石上款，附亲笔书写的信封。
此信写于“西安事变”时期，是解读民主人士与国民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文献。蒋介石和李济深曾分别为黄埔军校正、副校长，早年通力合作，后来分道扬镳，关系比较复杂，此信也是对这种复杂关系的绝佳证明。
第一句“棨戟南来，深以未能晋谒聆教为怅”，指的是“两广事变”期间李济深与新桂系合作，共同反蒋；第二句“先生挥兵北进抗战”，指“绥远抗战”。在这一战中，傅作义等粉碎了日本在察哈尔、绥远建立傀儡政府的阴谋；再后面说的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封信中，李济深一面表示不惧蒋介石的武力压迫，一面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因为蒋氏“过分持重，政策实未足餍国人之望，而释国人之疑”，但对蒋介石任何的抗战行动都表示支持，并表示只要蒋介石诚心抗日，国内各方力量“必悉愿在执事领导之下以报执事且以报国家也”。
Lot 1923 李济深（1885～1959） 致李宗仁、白崇禧信札
估价(RMB)： 40,000-60,000
信笺 一通一页
1936年6月2日作
25.5×16cm
展览：“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3页）
说明： 这是1936年“两广事变”刚爆发时李济深写给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信札。
其时，胡鄂公作为李济深的代表，前往拜访桂系领袖，希望达成联络各方、一致抗日的目的。但因胡鄂公“久于革命，不事家人生产”，故李济深代胡氏向李宗仁、白崇禧申请经费。胡鄂公的经济状况不佳，在同一批材料的其他信件中亦有所反映。
附胡鄂公为李济深起草致李宗仁、张任民信札草稿一页。可知李济深相当一部分信件、文稿当由胡鄂公所拟，进而由李济深誊录。在一定程度上，即可视为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通过胡鄂公，将中共行动方针贯彻于李济深的种种活动之中。张任民（1898～1985），广西马平（今柳州）人，桂系军官，与新桂系三巨头中第二位之黄绍竑关系密切。早年就读于广西陆军小学、武昌陆军中学、保定军官学校，曾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北伐、抗战，任广西讨贼军总参议、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总参议、第五战区军法执行监兼任第五战区青年军团副团长兼教育长、广西绥靖公署参谋长、国民党行宪国民政府第一届立法委员等职。
Lot 1924 李济深（1885 - 1959） 致张学良信札
估价（RMB）: 40,000－60,000
信笺 一通一页
1936年12月30日作
25.5×16.5cm
展览：“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3页）
说明： 这是“西安事变”刚和平解决时，李济深写给张学良的信札。其中提及西安事变，以“西安兵谏，天下同钦”赞誉之。此时的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与蒋介石一同回南京，所谓信中“为国之公，赴义之勇，尤令人佩仰无限也”。
信中所说“所志与先生倡导如出一辙”，其“志”指的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时，事变虽然解决，但一切仍充满变数，是以李济深专门致信向张学良表达抗日决心，并请教后续行动。
Lot 1925 李济深（1885 - 1959） 致杨虎城信札
估价（RMB）: 40,000－60,000
信笺 一通一页
1936年12月30日作
25.5×16.5cm
展览：“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3页）
说明： 这是“西安事变”刚和平解决时，李济深写给杨虎臣的信札。提及西安事变，并言仰慕张杨之“大勇”。其时，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随后被软禁、解除兵权。而杨虎城的遭遇也近乎此。先是在1937年1月被停职留任，然后再同年7月被迫出洋考察。两位“西安事变”的功臣，其事功就此戛然而止。
Lot 1926 李济深（1885 - 1959） 致宋哲元信札
估价（RMB）: 60,000－80,000
信笺 一通三页
1937年7月22日作
26×16.5cm×3
展览： “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4页）
说明： 这通信写于1937年7月22日，距离“七七事变”仅十五天，应该是同一批信中的第一封。
之所以第一个就写给宋哲元，是因为宋哲元是当时镇守平津地区的孤军，是抗战刚爆发时最先面临日军攻击的部队。在信中，李济深希望宋哲元能决心抗战，希望全国力量能联合抗战，但又对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表示怀疑。这是李济深对局势的考虑，事实上，也符合当时的现状。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可知蒋介石并未下定决心，这意味着如果日本真的只是“与宋哲元为难”，中央政府是否出兵亦未可知。是以宋哲元当时的处境异常危险，稳住宋哲元军心并给予相应支持，无论是对宋哲元本身，还是对抗战大局，都相当重要。
Lot 1927 李济深（1885 - 1959） 致孙殿英信札
估价（RMB）: 40,000－60,000
信笺 一通一页
1936年3月31日作
27.5×16.5cm
展览：“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3页）
说明： 孙殿英在1933年曾与日军作战，虽然失利，但仍因其作战勇敢赢得舆论称赞。后被剥夺兵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高等顾问等职。李济深想必是欣赏其之前的抗日表现，故托钱寿康前去联络没有实权的孙殿英。
Lot 1928 李济深（1885 - 1959） 致韩复榘信札
估价（RMB）: 60,000－80,000
信笺 一通三页
1937年7月22日作
26×16.5cm×3
展览： “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4页）
说明： 这是抗战刚爆发时李济深写给韩复榘的信札。韩复榘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在信中，李济深写道：“揆之这样当局已往措施，颟顸至可虑者，装模作样，徒作空气之宣传，以避国人之责难，而结果诿迫其妥协出卖之过于当其冲者，而实际国家又亡了一大部份，此则尤堪悲痛者也。”这一担忧不幸在韩复榘身上应验了。抗战初期，韩复榘率领部下英勇作战，但多次与蒋介石发生冲突。于是，韩氏怀疑蒋介石试图通过日本消耗其实力，最终不战而退，导致山东失守。
Lot 1929 李济深（1885 - 1959） 致阎锡山信札
估价（RMB）: 60,000－80,000
信笺 一通三页
1936年7月22日作
26×16.5cm×3
展览： “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5页）
说明： 阎锡山是民国掌权最久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权高位重，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团结的对象。1936年10月，山西进步人士成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阎锡山自任会长，并邀请中共党员薄一波主持工作，就此与中共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同年11月，阎锡山命令傅作义等部反击日伪军取得胜利，振奋全国军民抗战之心。可见，阎锡山是既有合作意向，又愿意并敢于抗日的人物。事实上，抗战爆发后，阎锡山受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即被编入该战区战斗序列，名义上在其领导下进行抗战。
Lot 1930 李济深（1885 - 1959） 致刘湘信札
估价（RMB）: 60,000－80,000
信笺 一通三页
1936年7月22日作
26×16.5cm×3
展览： “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5页）
说明： 刘湘领导的川军，是抗战爆发后最早举起抗日大旗并采取实际行动的地方实力派。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刘湘在9日即完成川康整军会议，10日通电请缨抗日，9月1日率军出川。之后，川军在刘湘的领导下、在其遗志的鼓舞下，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抗战，是各省中参战人数最多、牺牲人数最多的部队。刘湘的遗言“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至今读来依然振聋发聩、荡气回肠。
本场另一批第1931号至第1938号拍品为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勾勒“两广事变”前后李济深之重要革命活动。
Lot 1948 冯玉祥（1882 - 1948） 有关表明社会主义信仰的重要密信
估价（RMB）: 80,000－120,000
信笺 三通三十四页
约1932年作
26.5×19cm×29 15.5×10cm×5
展览：“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7页）
说明： 此为1932年冯玉祥与胡鄂公往来信札，从胡鄂公以中共中央情报部长的身份致信冯玉祥起，一来一往共计三通，是冯玉祥接触中共及其思想左倾的重要文献证据。
当时，胡鄂公活跃于上海，而冯玉祥则因中原大战失败隐居泰山。处于人生、事业低谷的冯玉祥，为了解决人生困惑，谋求东山再起，积极地学习共产主义理论，并与共产党员胡鄂公有了密切往来。
两人的这次往来，从1931年10月冯玉祥前往上海赠予上海党中央经费开始，彼时负责与冯玉祥联络的就是胡鄂公。
在胡鄂公写的第一通信中，胡氏首先回忆了与冯玉祥共同参与的革命活动，如滦州起义、四川讨袁、北京反曹锟贿选等，继而分析了冯玉祥早前种种革命行动的失败是缺乏信仰，以及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这封信得到了冯玉祥的热烈回应。冯玉祥在回信中指明说，“我的信仰社会主义不会有变更的”，但又说“我的环境是非有保护色不能活动”，并谨慎地使用代号落款（应是冯玉祥原名之谐音）。之所以如此，一是共产党当时仍被蒋介石政府围剿，被视为非法存在；二是因为中共受“左倾”思想影响，曾要求冯玉祥打出“红旗”，公开亲共的态度，而这一点是冯玉祥最为顾虑的。
收到冯氏回信后，胡鄂公又写了第二通信，向冯玉祥解释了什么纔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毛泽东而不是王明等人的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出路”，鼓励冯玉祥进行革命。
Lot 1965 齐白石（1863 - 1957）致胡鄂公诗稿
估价（RMB）: 120,000－180,000
信笺 一通二页
1919年作
25×15cm×2
展览： “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8页）
说明： 此为齐白石因胡鄂公有所赠而作。从信中可知齐白石除了写信赋诗之外，还专门画了篱豆送给胡鄂公。1919 年，因感于家乡治安混乱，齐白石再次到北京谋生，但“卖画刻印，生涯并不太好”，“每到夜晚，相期父母妻子，亲戚朋友”，“不能聚首一处，往往通宵睡不着觉”（据《齐白石自传》）。
这首诗中用“红豆”这一意象，并说“万事何如为口忙”，正是齐白石思念家乡和亲友、为生活奔忙的情状的真实写照。
齐白石与胡鄂公关系甚为亲密。齐白石早年在北京，少有人赏识，而胡鄂公是其中之一。在齐白石觉得心灰意冷，准备回老家时，胡鄂公曾劝其不必，说只要等几年，满京华都会知道齐白石。当时，胡鄂公作为辛亥革命功臣，担任要职，并不以齐白石的地位为然，而是真心欣赏齐白石的绘画艺术。
当两人关系更近一步后，齐白石托人向胡鄂公家女佣胡宝珠提亲，两人的关系更进了一步。从胡鄂公的日记可知，齐白石为胡氏作了许多画，胡氏生日时，齐白石会提前将画画好送上；而胡鄂公则在过年之前首先给齐白石去信道贺，有时亦在梦中见到齐白石，在部分齐白石的画上，胡氏为一题再题。
Lot 1966 齐白石（1863 - 1957）致胡鄂公信札
估价（RMB）: 50,000－80,000
信笺 一通一页
28×16.5cm
展览：“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8页）
说明： 此诗为齐白石因对京中权贵不满而发。这种不满在一定程度上也与齐白石当时的不得意有关。齐白石在自传中曾说“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意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绝无仅有”。但胡鄂公无疑是个例外。在作于1919 年的《秋声》中，齐白石自题：“庐江吕大赠余高丽陈年纸，裁下破烂六小条，灯下一挥，即成六屏，倩清祕阁主任裱褙。裱成，南湖见之喜，清祕主人以十金代余售之。余自以为不值一钱， 南湖以为一幅百金，时流谁何能画？余感南湖知画，补记之。璜。”同时，1919 年齐白石将回湖南时，胡鄂公认为齐白石的“篆刻及画，人皆重之，归去湖南草间偷活何苦耶”，并鼓励齐白石“多居京华四三年，中华贤豪长者必知世有萍翁者”。确可见二人交情之深。
Lot 1969 吴昌硕（1844～1927） 致胡鄂公信札
估价（RMB）: 50,000－80,000
信笺 一通一页
27.5×17cm
展览： “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8页）
说明： 这通吴昌硕致胡鄂公的信札，似因胡鄂公在久华堂订购吴昌硕作品时出现价格纠纷而起，吴昌硕因之专门写信向胡鄂公介绍了润例，极富意味。久（九）华堂光绪十三年（1887）开设于上海，是一家以制作经营印笺、印泥、扇面、名人书画及木版水印为主的字画店，也承接海上名家字画的代理。民国年间，其装裱曾名动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