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及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结束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指导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先河，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未有之变局。值此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特推出孙中山纪念专场，用历史实物见证孙中山一生的革命历程，以志纪念。
▲2016西泠秋拍
孙中山（1866～1925）、胡汉民（1879～1936）、孙科（1891～1973）、林长民（1879～1925）
等与全体福建同盟会珍贵大幅合影
30×24cm（卡纸）
约1912 年作
孙中山诞生于内忧外患的中国，听着天平天国的故事、接受一定的西方教育长大，亲身经历和感受着列强的压迫、政府的腐朽以及洋务派的富国图强，其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出场，就是在1894年6月，甲午战争之初，至天津上书李鸿章。然而，煌煌八千言的《上李傅相书》尽管刊于《万国公报》，却未能引起忙于对日作战规划的李鸿章的注意。
同年，失意的孙中山再次来到檀香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创建中国近代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拉开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的序幕。从此，孙中山或在前线指挥，或在幕后统筹，或以精神感召，指导了广州起义、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等十余次屡仆屡起、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终于在辛亥革命中推翻满清政府。
▲2016西泠秋拍
孙中山（1866～1925） 罕见亲笔签名照
照片 一帧
30×23.5cm（卡纸）
约1923 年作
识文： 星槎旅长惠存。孙文。钤印：孙文之印（白）
说明： 此为孙中山赠下属亲笔签名照，照片硕大，极为罕见。
广东大元帅府卫戍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兼第二独立旅旅长李文汉上款，时在1923
年左右。上款人追随孙氏多年，曾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讨伐陈炯明的东征
之役等。
照片中孙中山着陆海军大元帅制服。查孙中山于1923 年2 月在广州主持设立最高军政机关陆海军大元帅府。当时，孙中山业已开始与苏联、中共合作，着手改组国民党，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期间尤其值得注意者有三：
一为1896年伦敦蒙难。自1895 年广州起义失败、多年好友陆皓东等人牺牲后，孙中山即遭当局通缉，被迫远走海外。当其于1896 年抵达伦敦时，不幸被大清驻英公使龚照瑗所诱捕，后得力于其早年老师、原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康德黎（James Cantline）等人的奔走始得脱身。此役孙中山虽遭遇性命之忧，在脱难后却因祸得福，其蒙难和革命事业引起国际范围关注，使其一举成为西方公认的中国革命领袖。同时，由此产生的名人效应促成孙中山结识一系列西方进步人士，丰富和完善了其三民主义思想。至1897年离开伦敦时，三民主义思想已基本成型。
二为1905 年组建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是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统一的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1905 年之后的革命活动多由同盟会指挥和参与，其机关报《民报》（章太炎等主编、胡汉民等执笔）曾与康有为、梁启超执笔的主张保皇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使得革命益发深入人心，而且绝大多数孙中山的革命同志，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均在同盟会大旗下团结在了孙中山周围。
三为1911 年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由黄兴实际领导，距离武昌首义仅六个月，被孙中山称为“启武汉之先声”，“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其影响之大、牺牲之重，居历次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之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事迹，至今代代相传。
▲2016西泠秋拍
郑祖荫（1872 ～ 1944）题跋 民国元年与林森、潘祖彝在京合影
照片 一帧
1912 年作 18.5×13cm
说明： 此为民国元年（1912 年）林森、郑祖荫和潘祖彝在北京合影一帧，有郑祖荫正反两次题跋，殊为难得。
照片中三人均系福建籍同乡，且为多年同事，共同参与辛亥革命和组建国民政府。其中，林森时任参议院议长。
潘祖彝（1883 ～ 1946），原名善庆，字竹孙，号训初，笔名潘谷公、潘谷神，改名祖彝、祖诒，福建建瓯人。林森友人，同盟会会员，民初福建省参议员，曾参与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参加李大钊等人领导的“三一八”运动，任《闽报》和《福建民国日报》主笔、中山大学教授。
▲2016西泠秋拍
宋庆龄（1893～1981）致外国友人签名照及英文信
说明： 1945 年11 月8 日， 宋庆龄从重庆返回上海，住进位于徐家汇的恩理和路（HenriRiviere，为今桃江路）45号，11月20日即给友人寄出此信及单人玉照。在信中，她饱含深情地表达自己的心境：“当我心中有烦恼的时候，总是在音乐中寻求慰借”。
▲2016西泠秋拍
李鸿章（1823 ～ 1901） 《马关条约》谈判期间受赠怀表
怀表 一枚
5.5cm（直径） 12.5×16cm（木盒）
1895 年作
铭文：李鸿章阁下惠存，乙未年于马关。
鉴藏印：纸氏所藏（朱）
说明： 此为李鸿章上款怀表一只，1895 年《马关条约》谈判时，由日方代表亲手持增，并刻铭文。是甲午战争的最佳历史见证物之一，见证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中日实力及世界对中日二国认识的反转，预示着此后五十年中国不断反抗日本及其他诸列强侵略的历史。
附木盒，盒内钤朱文印“纸氏所藏”一方，并注明“李鸿章阁下怀中计时”。
1895 年，甲午战争中中方最主要的参战者和指挥者李鸿章，作为清政府全权大臣，亲自前往日本直面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失败，参加《马关条约》谈判。年迈的李鸿章在此行中备受屈辱，且在春帆楼遭遇刺杀，其经历极为可悯。
孙中山早年曾上书李鸿章昌言改革，后又寄希望于李氏转向革命。
▲2016西泠秋拍
孙中山（1866～1925） 行书 治国格言
纸本 立轴 94×22.5cm
说明： 周鼎培旧藏，委托人直接得自其家属。
附周鼎培、赵浩公合作绘画《桃花幽禽图》一轴。
周鼎培（1899 ～？），广东肇庆人，父周士瑛是清代的国学生，受五品顶戴，任广西补用巡检。
周鼎培毕业于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后任邹鲁秘书，协助其筹建中山大学，并一直在中山
大学任教。同时雅好书画，为广东省美协会员，与关山月、黎雄才等人为挚友。
当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大张旗鼓地采取行动时，清政府因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再次遭受沉重打击，尽管进行了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等努力自救，但改革为时已晚，又不够深入，不得人心之余，若干措施又不仅严重加重百姓负担，更激起抢米风潮、保路运动，导致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一发不可收拾。最终，享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的大清王朝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张謇等人为领袖的立宪派和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军阀“共谋”之下轰然解体。
武昌首义后，湖南、四川、上海、浙江等十数省奋起响应，远在海外的孙中山于当年12月下旬归国，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登上了其一生权力的巅峯。之后，孙中山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进步的法令，并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却在成功促使清帝退位后却被迫辞职，让位于袁世凯。其让位原因，则可从孙中山、袁世凯两方面来观察。
在孙中山方面，则不妨以一批孙中山上款并旧藏的辛亥革命当年、民国元年（1911、1912）信札和文献为例。在其中，主持北伐的陆军部长黄兴写长信给孙中山，请求其主持继续印发军用钞，并“辅以现金为前敌兵站设立数兑换所”，以维护“政府之信用”，保证“军队不哗溃”，是为临时政府财政紧张、北伐不利；被选为临时交通部长的汤寿潜同样写长信给孙氏，说明其请辞临时政府交通部长任命的原因，是为立宪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之间尚有分歧，未能通力合作；魏源之孙魏勖则致信讲述北京兵变和迁都北京事宜，反映出孙中山等遭遇强大的国际势力压迫和舆论压力，遑论还需应对强大的北洋军阀及袁世凯的阴谋；其他则有黄花岗烈士黄鹤鸣、马侣、周华家属领取救济米的签条，以及辛亥革命功臣及亲历者请赏、请求抚恤的信件，是为内政繁复。因此，在内忧外患中，孙中山等人选择了妥协。
黄兴（1874～1916） 致孙中山有关北伐的重要信札，辛亥革命前后（1912 年）
汤寿潜（1856～1917） 致孙中山有关辞去交通部长任命的重要信札，上有孙中山亲批，辛亥革命前后（1912 年）
刘学询（1855～1935）致孙中山有关杭州西湖刘庄被革命君占领的信札
▲2016西泠秋拍
孙中山（1866～1925）批，黄兴（1874～1916）、汤寿潜（1856～1917）、陈锦涛（1871～1939）、刘学询（1855～1935）、唐浦珠（？～1912）等书
辛亥革命前后致孙中山重要信札一批
信笺二十七通八十五页（带信封二十二枚）、附件一批
1911、1912 年作
说明： 孙中山上款并批覆。均作于辛亥革命当年、民国元年（1911、1912 年）。内容围绕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北京事变、北伐、南北议和等一系列当时最为重要的政治事件，关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内政、外交，且数量近百页之多，是近年市场中最为重要的辛亥革命文献。
作者包括孙中山、黄兴（陆军总长）、陈锦涛（财政总长）、汤寿潜（浙江督军）、宋以梅（广东省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唐浦珠（革命烈士）、刘学询（杭州刘庄所有者）、魏勖（魏源之孙）、温家骏（温生才烈士族人）、谭瀛（广东瀛字敢死军混成协军长）、冯椿源（筹饷员）等众多辛亥革命功臣和亲历者。
这批文献的内容、性质、形式，均与广东中山翠亨村孙中山故居之藏档联系密切，当即为同一来源而散出者。其来源亦同故居收藏，当为孙中山卸任后从总统府带出者、卸任后收到者，以及胡汉民、汪精卫等提供者等。举例言之，如刘学询向孙中山申述其刘庄被革命政府抄没一事，亦见于《孙中山藏档选编》第206页“杭州西湖敝庄被抗军政府没收”一信中；《藏档》一书载有陈元升等呈广东督政府《委办广州府属沙田税务节略》、《整顿盐务办法节略》，其呈孙中山原文则存于本标的中；又《藏档》收魏勖1912年3月2、4、17日致孙中山信札，期间的3月6、7、9日信则在此标的中，且二者内容连贯，多在讨论北京兵变为袁世凯阴谋，极力反对定都北京。
文献按内容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一、北伐。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为推翻清政府、建立全国性质的共和国，北伐即被提上日程，由孙中山、黄兴亲自主持。本标的中黄兴致孙中山信即作于其主持北伐之际。当其“得财政部信”，知晓“军用钞票暂停止不发”后，迅即致信孙氏，请孙氏主持继续印发军用钞，并“辅以现金为前敌兵站设立数兑换所”，以维护“政府之信用”，保证“军队不哗溃”。与此同时，对光复广州有功的广东瀛字敢死军混成协军长谭瀛则向孙中山反映因粤省不纳其军，使其北伐之志受沮，并申诉时任广东省代都督陈炯明“私心存厚薄于陈都督自己所部”，“对于民军方面种种不肯维持”，请求将其军“电调赴宁以供驱策”。
二、财政。临时政府成立后，练兵、北伐、建设、行政，在在需钱，以至财政问题成为当局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关切，亦明显体现于此文献中。查，除前述有关沙田税务、盐务信札外，本标的尚有宋以梅提倡创立广东银行、张鼎勋提倡创制器械、冯椿源自荐总理债券等信札，以及中华民国拾圆金币等，均系当局财政紧张之明证。
三、封赏、任命和抚恤。但凡新王朝建立，总要对有功人士和政府官员进行措置，民国自不例外。在这批文献中，既有汤寿潜写长信、提出二疑七不可请辞临时政府交通部长任命，也有曾与胡汉民、何克夫共事的革命志士钟福祥为部下请赏，并有著名烈士温生才之族人请抚恤其家属，还有反正的胡瑛请求经济资助以备偿债后北上任职。而尤其令人感动的，则是黄花岗烈士黄鹤鸣、马侣、周华家属领取救济米的签条。
四、华侨和外交相关。华侨是辛亥革命成功的最大助力之一。而临时政府成立后，其辖区内的外交事务自由新政府来主持。值此之际，秘鲁利马中华爱国会总理李介平除捐款外，复派华侨回国效力；曾伯植、徐建业则筹组华侨自治权利会，维护华侨权益；原隶属于清政府的上海公共租界会 .公堂向民国政府归诚，原有官员关炯等在改换头衔后在新政府旗下效力。
此外，尚有陈锦涛致孙中山信，锡金军政分厅财政部致总理官封，湖北省全省自治筹备处致黎元洪信札等，记录了孙中山的个人生活及其对朱卓文之信任，乃至无锡、湖北等地辛亥革命后的情形。
在袁世凯方面，其原因可从闵尔昌、卞孝萱递藏的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凯上款书信、电报中见出。当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解职、闲居河南洹上时，与其来往者包括张謇、张锡銮、那彦图亲王、大隈重信等中外重臣，可管窥袁世凯历年支持新政、编练新军累积起来的声望之隆；当辛亥革命爆发时，又可见段祺瑞、冯国璋、段芝贵等从武昌起义前线发给袁世凯的电报和地图，可见其对北洋集团的强大控制力。因此，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以德高望重、实力雄厚，在当时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统一南北双方的最佳人选，甚至连孙中山、黄兴等亦一度为袁氏所矇蔽，而种种试图限制袁世凯权力的措施亦悉数以失败告终。
后续的历史无疑表明这次权利转移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袁世凯先是刺杀宋教仁，后又走上复辟称帝的道路，使得卸任后矢志于实业的孙中山先后掀起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努力保护辛亥革命的成果。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四分五裂，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等，使得中国民不聊生，孙中山复先后进行护法运动、第二次护法运动，捍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重新建立新生共和的民主法统。
逮至陈炯明叛变之后，孙中山正式与苏俄、中共开展合作，改组国民党，召开国民党一大，提出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启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最终，1925 年3 月12 日，孙中山在应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电邀北上共商国是时逝世，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号召，鼓励后来者继续为国家的前途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