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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1866～1925） 致何天炯有关为黄花岗起义筹款重要信札二通
信笺 二通四页（带信封一枚）
1910、1911年作
识文：1. 晓柳同志仁兄大鉴：足下覆弟梹榔之函收到多日，所嘱资济宫崎贫病一事，因前此尚无法，故未答书。兹在加拿大途次，稍能设法，即寄二百元去横滨永新祥林清泉兄收入，托他代交百元与宫崎君，并交百元与足下，为补贴前时经手图买物之亏，请为收纳是荷。弟近到加地，颇蒙华侨之欢迎，大约筹十数万之小款当有握把，惟须费多月之时间乃能集事。现在港中同志催款已急，弟所经过后之地，已着该地热心商人随筹随汇，直接寄港，弟绝不经手。闻云哥华、域多利两埠已有款汇往矣，而他处尚迟滞，未知能应急需否耳。此地华侨无大富者，筹款俱赖众力，三元五元合集而成耳，故非费多时往多地不为功也。弟现由加西适加东，前晚到卡加利埠，今晚半夜由此搭车往加中云尼璧埠，停留一二日，即往度郎都、满地可两埠，然后由满地可入美东纽约埠也。近见华文报纸载东京学界因俄国之侵迫大动公愤，开会反对清政府之媚俄，并提倡组织国民军等事，此事究竟如何？有无影响？主动者为如何人？请足下详以示我，并所有日本一切紧要新闻都望时时示知，俾得周知东方近况，幸甚。此致，即候大安，不一。各同志统祈问好。弟孙文谨启，西四月一号。有信请常寄《大汉报》冯自由兄转来便妥。
 《大汉日报》住址：Tai Hon yal Bo, P. O. Box 1958, Vancouver B.C. Canada
2. 晓楼我兄大鉴：十月十日来函已得读悉，不禁太息。吾党以穷一字致生出许多恶感于同志之中，兄与宫崎之事即其一也。然弟现亦陷于穷境，有爱莫能助之叹。兄之所办此事，本为尽心党务，见事做事，实无错处之可言。弟开诚布公之言则如下：兄未受命而自出钱买物，以备党用，为报效则可，乃物未得其用而向党中讨还则于理不合。但以情而论，又何认兄一人独受其愧，弟如力所能达，必代兄还之，惟刻下尚难言其期也。党中固向无公款，兄所知也，况往岁滇桂之役尚累河内同志之商店数家代党担负银行债二万许元，弟一人名下向西贡银行贷款万元为军用，至今亦无从归还，则东京亦有党中欠债，此不独无公款，且有公债。弟往外洋议筹大款，卒亦无成，从此吾党人必有更穷于今日之时也。为此之故，吾党不得不冒险再图速举大事也。革命党条条俱死路，只有发难与虏争死一条为吾人之生路，惜乎东京同志涣散，不能共同协助也。书不尽言，谨此奉覆，即候大安，不一。弟孙文谨启，十一月三号。
参阅：《宫崎滔天家藏民国人物书札手迹 第一卷》P75，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编，华文出版社，2021年。
说明：何天炯上款。何为同盟会创始人及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是同盟会东京本部存续期间唯一一位与本部相伴始终的重要干部。
此乃孙中山论为黄花岗起义筹款的重要信札一册，通篇亲笔，当分别作于1910年11月3日、1911年4月1日，披露同盟会内部分歧、海外筹款艰难，提出“革命党条条俱死路，只有发难与虏争死一条为吾人之生路”“吾党不得不冒险再图速举大事”，具可见孙中山领导革命之艰难和顽强，是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相关的重要历史文献。附孙中山4月1日信日文译稿2页，何天炯书信封一枚，大正15年（1926）天崎和一收据2页，明治40年（1907）佐之信吾书玉名郡小天村地价证书1页，明治42年（1909）何天炯担保借据1页，明治44年（1911）何钦君、汤山善治等人借据1页。宫崎滔天出生于熊本县玉名郡荒尾村，妻子槌子为玉名郡小天村人。
4月1日信可与孙中山同一天致宫崎滔天信札互相参照。该信载《宫崎滔天家藏民国人物书札手迹》，内容、笺纸皆与本标的一致，可知此信亦作于1911年4月1日。
信中并谈到孙中山在北美具体的行程和筹款计划，孙氏本人因“滇桂之役”欠下“西贡银行贷款万元”，筹备黄花岗起义的“港中同志催款已急”，同盟会成员间因经费问题导致相互间产生恶感，何天炯、宫崎滔天因从事革命而经济困顿，以及冯自由、林清泉，可见缺乏资金对同盟会、辛亥革命的重要影响。所及“滇桂之役”当指孙中山1907年成立指挥滇粤桂三省起义领导机关后在三地的一系列起义。
所及“云哥华”即温哥华；“域多利”即维多利亚市，华人多称其为“域多利”“大埠”“维城”等；“卡加利埠”，卡尔加里（Calgary），加拿大西部城市；“云尼璧埠”即温尼伯（Winnipeg）;“度郎都”即多伦多（Toronto）；“满地可”即蒙特利尔（Montreal）。
据《孙中山年谱》记载，1910年2月新军起义失败后，11月因钉门牌收捐一事致内地人心不服，革命党人藉此组织重新起义的任务，确定以募集十万元为目标作为起义资金。孙中山于1910年12月6日离开槟榔屿赴欧美游说募款，1911年2月6日自旧金山抵加拿大温哥华，3、4月间在加地各埠共募集捐款7万余港元。所及“港中同志催款已急”当指广州起义在即，时在香港统筹的黄兴、赵声等屡电催款。
二信皆因何天炯、宫崎滔天的经济困境而起。宫崎滔天1897年结识孙中山，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为支援孙的革命事业致使家境陷入困窘。1910年6月，孙中山赴日，即住在宫崎家中，数日后被日方驱逐出境。此时，革命党经历接二连三的起义失败，负债沉重，孙本人亦有公债在身，面对宫崎贫病之境亦“爱莫能助”。1911年自美国、加拿大等地募得捐款后，孙即刻向何天炯、宫崎二人分别汇寄百元，以资补助。
信件均作于黄花岗起义筹备期间。在此之前，革命党已经历了九次起义失败，负债纍纍，且因资金问题导致同盟会内部的严重分歧。如信所说“吾党以穷一字致生出许多恶感于同志之中”，所指当包括1909年因孙中山拒绝陶成章、章太炎二人的拨款请求而起的第二次倒孙风潮。陶成章在《孙文罪状》中状告孙中山私用筹款，称“孙文者，其在前岁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贮款二十万”“其兄在九龙造屋宇，用款不足，电致乃弟，旋电汇款项”。因此，在信中，孙中山称所筹之款“已着该地热心商人随筹随汇，直接寄港，弟绝不经手”。同盟会内部的严重分裂使得革命形势陷入内外交困的极端境地，孙中山在信中沉痛感叹道“革命条条俱死路，只有发难与虏争死一条为吾人之生路”，而“东京同志涣散，不能共同协助”。
另及“华文馆报纸载东京学界因俄国之侵迫大动公愤，开会反对清政府之媚俄，并提倡组织国民军”事，指1911年2月期间留日学生的“拒英、拒俄、拒法”运动，同盟会成员刘揆一等人组织召开“留日中国国民会”，提出拒绝俄国对满洲里、齐齐哈尔等地的无理侵占问题，并提议组建“国民军”。孙中山从报中得知此事后，在4月1日信中特别交代何天炯将此事详情告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留日学生的运动为两个月之后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输送了大量的精干干部。
SUN YAT-SEN IMPORTANT AUTOGRAPH LETTERS SIGNED TO HE TIANJIONG ABOUT RAISING MONEY FOR THE HUANGHUAGANG UPRISING, ETC.
Four pages
Dated 1910-1911
Note: Dedicated to He Tianjiong.
28×20.5cm×2 25×20.5cm×2
RMB: 700,000－1,000,000
上款简介：何天炯（1877～1925），字晓柳，广东兴宁人。是同盟会的创始人及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是同盟会东京本部存续期间唯一相伴始终的重要干部。辛亥革命后历任驻日全权代表，总统府最高顾问等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