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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1893～1980） 致于鹤年论未来学术规划的重要信札
信笺 一通五页
1950年10月17日作 
说明：于鹤年上款。
此为顾颉刚1950年10月17日作五页长信，围绕其未来学术规划、新中国成立初期心态等而作，谈到辛树帜、邓广铭、杨钟健、赵贞信（肖甫），以及禹贡学会、《商史论丛》、《责善》半月刊、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等。
据信中提及“会毕后晤辛树帜先生，渠重长武功农院，坚邀来此一游，以此取道京汉路来此”，所及“重长武功农院”指1950年辛树帜结束在中国人民大学一年的学习、重任西北农学院院长事。另据《顾颉刚年谱》1950年记载，“九月八日离沪赴京，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遇辛树帜。十月初与辛树帜同至西北农学院，商农业挂图事，在彼处住一月。十一月初离陕返沪，六日抵沪”。可知此信作于1950年10月17日。
信件真切记录新中国成立初期顾颉刚社会活动不得志而欲转向纯学术研究的景状。在此前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中，顾所提对人才的经济救助和古籍保护整理等各项提议均被驳回，奔波生计之余又须面对新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改造和教育，“社会活动累经挫折，早已灰心”，“刚此次赴会，省识槛外滋味，亦为一生可纪念之经验，好在本不求用，无得失之言耳”。因而此信中多顾颉刚对人情世故、世态炎凉的抱怨和牢骚。
关于“禹贡学会，北大邓广铭诸兄拟恢复，科学院杨钟健兄亦谓可予补助印刷费”，顾颉刚则谓“年近六十，勇气已衰，拳拳之思，只望将若干腹稿写出，若社会活动则累经挫折，早已灰心，成功固佳，败亦不足惜”，对“本当由刚努力干去”之事并不热心。之所以如此，乃因其时早先“群来依附”之人“今则见我无权无势，去之惟恐不亟，诋之惟恐不至，以打倒我为献媚新权势之阶梯”，且有“新人物谓刚辈为五四派，其人虽存，其学已死”，因此顾颉刚只能调整心态，谓“刚在从前出锋头时未尝骄，故在现在倒霉时亦不馁”，以“此辈人之散去为我丢去包袱之大乐，此后赢得自由之身，得专力从事于学问之研究，肯再奔走权门，获得微薄之力，使彼辈作虫蚁之附乎！”
为此，顾颉刚转欲潜心学术，谓“《山海经》一书，刚颇有意加以整理”“耿耿之衷，实在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考之创作（鄙意见《古史辨》第四册序文），倘得撰成，虽万被戮，亦不悔矣”“此外，则欲考《尧典》《禹贡》《王制》《月令》四篇之著作时代”。
GU JIEGANG IMPORTANT AUTOGRAPH LETTER SIGNED TO YU HENIAN ABOUT THE ACADEMIC PLANNING IN FUTURE
Five pages
Dated October 17, 1950
Note: Dedicated to Yu Henian.
28.5×20cm×5
RMB: 50,000－70,000
作者简介：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字诚吾，号铭坚，笔名颉刚、余毅、桂姜园等，室名晚成堂等，江苏吴县人，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教授。解放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研究员、中国史学会理事等职。